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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毛主席视察南方，看到服务员穿着漂亮的“的确良”衬衫，就好奇地问，这衣服从哪里来的？服务员表示，这是千辛万苦从北京买来的。毛主席感慨，我们中国人买件衣服还要“千辛万苦”，老百姓的日子有多难过？

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就找到周恩来和李先念，问他们能不能搞一点化纤设备，让老百姓买衣服不要“千辛万苦”。从那时起，周总理和李副总理就开始着手大型设备引进问题。

不光是化纤，很多消费品的生产设备都被列入了引进名录。1973年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成套设备进口问题的请示报告”，算是打开了我国自50年代以来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的浪潮。当时，设备总金额定为43亿美元，后来追加到51.8亿美元，引进的设备包含了彩电生产设备和1米7轧机各 1套，4套大化纤，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能力的化肥设备，2 套年产30万吨乙烯的石油化工设备，综合采煤机能力1300万吨，1套核电站，225万千瓦发电机、军用斯贝发动机等等。

如果生产设备大量引进，意味着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会有很大提高。可是，就在引进设备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蜗牛事件”。

1972年国务院批准第四机械工业部以1000万美元引进一条装配彩色显像管的生产线，经过考察，我们才知道引进一条装配线，并不能生产出彩色显像管，还需要增加 8000 万美元的引进费用。四机部报告国务院，周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引进”。

四机部美国考察期间，美国的康宁公司给我国四机部考察团成员每人送了一个精美的玻璃蜗牛。

谁也想不到，小小的玻璃蜗牛，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江青等人正在试图抢班夺权，到处搜寻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黑材料。考察团收到玻璃蜗牛的情况传回国内，江青立即大做文章，说美国人送我们蜗牛是侮辱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和四机部有关人员是“卖国主义”“洋奴”，并且下令必须退回礼品，提出抗议。

不过，周总理很快给出了反击，他让外交部调查情况，并且把调查结果上交毛主席。毛主席了解到，原来蜗牛是美国人互相赠送的礼品，送给中国人也毫无恶意。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也直言不讳提出了江青有关“玻璃蜗牛”的错误说法。

表面上看，玻璃蜗牛风波很快平息，但是引进彩电生产设备的工作却因此停滞了。

当时负责引进彩电生产设备的是四机部，可是最终将要使用这批设备的，却是迁移到四川大四线的长虹机器厂。当时，长虹机器厂厂长王治东，就是赴美国考察团的团长。四机部部长王诤看中了四机部系统王治东“四大金刚”的名声，把考察重任交给了他。

在美国纽约的“美国无线电公司”，也就是RCA，王治东带领的考察点看到美国的彩色显像管厂、彩色电视机厂、电视机零件厂，非常羡慕非常喜欢。

随后的谈判中，美国人对我们即将引进的一条年产75万支的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给出了令人心动的价格——7300万美元。美国人还强调，这是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

当时中国外汇不足，各方面都捉襟见肘，王治东认为，美国的报价还可以再降一降，并且表达了要去日本看一看的意思。美国人当时就笑了，他说“RCA的技术实力是全世界最强的，日本人的松下索尼东芝，也全都是学我们的！”

王治东当然不接受美国人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他说：“不管是谁，都要遵循市场规律，更何况，中国是潜力无限的市场，这一点谁也比不上。”

不管怎样，王治东和RCA的谈判，还是比较顺利的。

随后，王治东一行人又参观了康宁公司，考察了他们的彩管玻壳厂、研究所和玻璃制品博物馆。

康宁公司位于美国纽约州的康宁市，是美国最发达的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制造商。如今手机屏幕使用的3d大猩猩玻璃，就是出自康宁公司的手笔。

当时，康宁公司的高管给王治东介绍自己，康宁是全球最大的玻璃生产企业，子公司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很多彩电企业，都使用了他们的玻璃外壳。

康宁公司的高管，急于与中国达成合作，打开中国市场，于是给每个考察团成员送出了一个小小的玻璃蜗牛。

一开始，中方在场人员只看出这是一个精美的玻璃制品，甚至都没有弄清楚这是什么造型。

经过考察王治东认为这几家美国公司的技术和设备很先进，态度也很诚挚友好，引进这些生产线后，可以交给四川绵阳的长虹机器长进行生产，到时候，中国的彩电工业就能从无到有，从更高的起点出发。

不仅如此，王治东还考察调研了美国公司的考勤制度、奖惩办法、质量控制等制度，为未来的长虹彩电厂做了比较完整的规划。

可是，谁也想不到，王治东回国汇报的过程中，就被“蜗牛事件”拉下了马。

四机部里面出了一个野心家，名叫何文彬，想要巴结江青获得升迁，当他发现四机部代表团带回来的玻璃蜗牛时，立即想到了中国人对蜗牛的各种恶劣印象：

蜗牛是墙角下菜叶上蠕动爬行的带壳软体动物，这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

蜗牛是与贫下中农为敌的害虫！

当何文彬的信送到江青手里时，江青一伙人马上行动起来，准备好一切向四机部的王诤和王治东开炮，实际上，他们最终的目的，其实是给主持这项工作的周总理李先念泼脏水。

事情出了，就要解决。王诤忙不迭承担责任，王治东也绞尽脑汁写检查，都是为了设备引进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可是，事情远远不是王诤和王治东想的那样简单。王治东，四机部最有才能的干部，结果被发配到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当了个副局长。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王治东写检查期间，还收到了美国RCA方面的来信：

王治东先生，如果你认为报价偏高，我们可以再谈。

当时的情况，引进生产线的工作，早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被癌症折磨的周总理，则是为了处理蜗牛事件，保护干实事的干部们，经常加班加点，有一次连续工作长达30多个小时。

在外交部和驻美外交人员的调查下，真相终于被解开。在西方文化中，蜗牛是一种美味珍馐，对于法国人来说，蜗牛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鲍鱼、海参和熊掌。

而在美国，蜗牛虽然不是高端食材，却拥有了异乎寻常的精神内涵——美国人认为，蜗牛能够拖动自重200多倍的物体，还拥有惊人的生命力，不吃不喝能够维持生命4年以上。

在美国人看来，蜗牛身上拥有顽强、力量和长寿多重品格，赠送别人蜗牛，是对别人的恭维，是象征着吉祥和友谊的行为。

最终，因为蜗牛事件，中国彩电事业陷入停滞。王治东领导下的长虹，准备军转民大搞电器生产，也失去了这一次巨大的机会。

可笑的是，江青自作聪明，异想天开，让告密者何文彬到南京741厂主持工作，自力更生搞彩色显像管生产，劳民伤财好长时间，最终什么都没有做成。

而原本我们准备的美国RCA生产线，转卖给了台湾，对台湾的彩电工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这一次谈判破裂，让中国人民推迟了5年时间看彩电，保守估计损失达7亿。

而王治东厂长，调任山东后，先后主持了电子局和科委工作，对潍坊、烟台、青岛的电子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王治东在山东主持电子局期间，海尔、海信等企业崛起了。

直到1980年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天津无线电厂建成，并举行试生产开工仪式。这条彩电生产线是从日本胜利公司引进，并参照中国实际情况而设计的。这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大批量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开始。

长期以来，我们对当初玻璃蜗牛事件承担巨大损失的同时，还不断反思，试图尽可能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一系列反思中，比较多的言论是，由于封闭国门，中国人愚昧落后，对一个普通的礼品大动肝火，上纲上线，不但贻笑大方，还耽误了中国人自己的生活。

直到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终于想清楚了。

小小的玻璃蜗牛，就阻碍了中美合作共赢的步伐，我们固然是有很多错误的，但是，板子不能只打在中国人屁股上。

毕竟，送出蜗牛的，是美国人。

美国人何曾为送蜗牛这件事进行道歉？

对此，著名科普人袁岚峰先生，就引述著名作家李子旸的文章，讲清楚了“美国人更需要反思”的道理。

当时，中国人去美国签采购协议，中国人是甲方是金主爸爸，给金主爸爸送什么礼物？不需要做功课，不需要考虑一下中国人喜欢什么礼物吗？

只要美国康宁公司的人放下偏见动一点点脑子，就会知道中国人不喜欢蜗牛，中国历史5000多年，也没有任何人使用蜗牛当成礼物表示敬意的。

袁岚峰还给出了换位思考的角度，假如某美国大主顾带团来中国，要签大订单。中国人带着他们去狗肉馆，吃完了还当着几个黑人客户的面，端上一大盘西瓜。

在中国人看来，吃狗肉，吃西瓜，这都是很幸福的时刻。可是，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野蛮、搞种族歧视的行为。

事实上，蜗牛事件中，中国的损失不小，美国的损失也很大。

美国的RCA确实是当时最强大的电视机生产企业，同时也是全世界广播音像产业的领军企业。可是，没有抓住中国市场的发展，到1988年就被法国汤姆逊公司收购了。

进入2021年，美国也发生了总统换届，中美两国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如何继续开展与对方的进一步合作。中美之间，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谈判是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重要手段。

中国，始终都会与美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磋商合作，而美国，也应该放下自己的傲慢和偏见，认真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自己也获得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