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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来辉

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自从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直是没有争议的积极领导者。但是从理论上看，减缓气候变化是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各国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而不作为。为什么欧盟却选择了积极领导全球行动呢？本文评述和批判了现有文献中分析欧盟气候战略常见的三种观点：特殊偏好论、政治战略论和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指出了其中的合理性与片面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从恐惧、荣誉和利益三个方面，建立起理解欧盟气候战略动因的综合框架。特别是本文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战略性等属性，提出应该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中的相对利益，来全面理解各国的气候战略。本文认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扮演积极角色，缘于欧盟一直以来对海外能源进口的依赖导致的危机感，在一体化过程中为增强凝聚力而在气候外交荣誉上的追求，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较早调整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获得的先动优势。其中很大部分都归结于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国际贸易应该是理解大国气候战略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欧盟；气候变化；世界经济；领导者

JEL分类码：F18; F50; H23; O13

一 问题的提出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欧盟是一直在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主要力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最早提议要求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国际议程以来，欧盟一直在这一议题上扮演着积极角色。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欧盟15个成员国集体承诺，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内，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数量集体减排8%。这一目标的减排幅度比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所承诺的幅度都要高。特别是在2001年3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在哥德堡做出历史性的决定，承诺欧盟将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要求各国批准《京都议定书》以促成其尽快生效(Oberthür and Kelly, 2008)。自此以后，欧盟代替了美国成为了推动国际气候制度演进的积极领导者。在此期间，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纪贸易组织（WTO），以较高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等措施，换取俄罗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最终为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顺利生效铺平了道路。从欧盟具体的内部政策来看，欧盟从2003年开始着手建立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为12000多个能源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企业规定了排放目标。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欧盟逐渐以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者自居，越来越多强调自己所扮演的这种领导者角色(Barroso, 2008)。目前，欧盟完成《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几成定局，据欧盟委员会研究报告预测，按照目前减排工作的进展，预计15国在2008至2012年年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基准年将减少14.2%，大大高于原定目标(European Union, 2010)。欧盟也是目前积极推动2012年之后全球减排协议的成员之一。欧盟在2007年单方面承诺了自愿减排目标：到2020年将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减排20%，并将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20%，节能20%。同时，欧盟也提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把温升幅度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2度以内。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一度被美国排除在《哥本哈根协定》的制定过程之外，被认为失去了气候谈判的领导地位。但是在2011年的德班会议上，欧盟因提倡并推动通过了“德班路线图”，重新体现了其领导者地位。

从理论上看，气候变化的治理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问题。每个国家，每个人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是同质的，只有全球共同采取行动才能有效控制气候变化。因此，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每个国家都有搭便车的激励，而不是选择积极减排。而且从全球环境治理的历史来看，欧盟及其各成员国在之前的全球环境合作议题上的领导作用并不明显。在其它全球环境问题比如臭氧层消耗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发挥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欧盟主要成员国却都非常消极甚至还反对采取行动(Benedick, 1998)。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第一次非常突出地发挥了领导者角色。这成为了冷战后国际事务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就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都如此积极采取行动，而不是选择采取搭便车的策略？相比之下，其他一度曾经积极参与气候政治的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立场都发生过巨大的转变(Xie, 2012)。

二 文献中的三种主要观点

早在2001年就有学者深入分析了欧盟在气候议题上的领导作用，认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结构型领导力 (structural leadership) ”，即利用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力推动谈判；(2)“工具型领导力 (instrumental leadership) ”，即利用外交手腕来建立联盟和谈判结构，以实现共同目标；(3)“方向型领导力 (directional leadership) ”，即通过示范来实现领导全球行动(Gupta and Lasse Ringius, 2001)。

关于欧盟何以在气候议题上成为领导者，中外文献对此问题已经做出了各种解释(Li, 2010)。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来对文献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旨在提出更加综合性的解释框架。笔者将这些文献的观点分别命名为：“特殊偏好论”、“政治战略论”和“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

（一）特殊偏好论（Premise 1：Special Preference）

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约翰•施密特（John R. Schmidt）曾经撰文专门分析欧洲领导全球气候合作的原因(Schmidt, 2008)。在他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欧洲外交政策中有“预防原则”，即在危险发生前采取预防措施，而非坐以待之。二战的悲惨、冷战的严酷，使欧洲国家对威胁特别敏感，并将“预防原则”融入其内政外交，使潜在威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在历史上，欧洲多是福利国家，这种情况也使其对于安全问题更加谨慎。正是因为这种“厌恶风险”的偏好，欧洲在环境事务上大力推行“预防原则”，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也积极纳入这一原则，并以之为指导。此外，约翰•施密特也特别指出，欧洲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的原因在于欧洲具有建立康德式世界秩序的理想。而且，欧洲具有贵族阶级式的责任感（相对于美国而言）对发展中国家有容忍之心。欧洲出于对多边主义的偏好以及对道义的追求，因此它更加偏好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Li, 2010)。

在理解欧盟的气候战略问题上，意识形态因素固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我们很难认为它比经济利益因素更重要。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在解释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时曾说，“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否认在经济变革中一直都含有这两种因素（即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North，1973)。欧洲兴起的绿色运动已发展成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欧洲绿党的兴起是影响欧洲政策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特殊偏好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在气候议题上欧盟为何会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问题？这种观点也许可以解释一些国家环境政策出台的历史过程，但是对于认识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环境问题恐怕是不适合的。曾经多年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参与气候谈判的乔纳森•维讷(Jonathan B. Wiener)曾总结：“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美国、欧盟和日本都从不商讨全球道德的优势，专家团体也从不这样来塑造其结果。相反，各国政府将彼此视为潜在的合作者和经济竞争者，并通过谈判来追求集体和个体的净收益”(Wiener, 1999)。这说明，利益而非道德规范才是现实中驱动气候政治发展的更重要变量。特别是那种认为欧盟政策是为了追求“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观点似乎 “缺乏历史深度”，缺乏对欧盟内部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充分深入的审视(Falkner, 2007)。

（二）政治战略论 （Premise 2：Political Priority）

“政治战略论”认为，欧盟之所以获得了气候变化议题的领导权，其主要是因为欧盟渴望成为全球领导者，因而它非常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比如约翰•施密特提出的解释就包括：欧洲希望以此获得国际政治上的战略高地；欧洲认为自己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并自信能够产生技术激励作用(Schmidt, 2008)。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是欧盟（而非美国）领导了《京都议定书》谈判生效进程，是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在两者外交政策议程上的地位不同”(Bo, 2008)。

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发问：为什么欧盟敢于（或者能够）设立雄心勃勃的气候战略？为什么不在别的领域，而只是选择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欧美之间会产生这种政治战略定位的差异呢？为什么同样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立国战略的日本和加拿大没有承担起类似欧盟的角色，加拿大甚至还扮演了非常消极的“落后者”的角色？

早在欧盟的相关机构发挥作用之前，欧盟的成员国就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在1990年提出，要在2005年之前要把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丹麦和意大利也随后宣布了类似的目标。在1990年，绝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都设立了各自的国家减排计划和目标，虽然欧盟在整体层面并没有任何共同的目标(Jordan and Rayner, 2010)。此后，欧盟开始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共同的减排行动。因此，强调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制定关键气候战略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在各成员国的支持是其最终决策的基础。

因此，这种解释显然没有从国内政治的层面来分析支持欧盟积极气候战略的来源，自然也无法令人满意。这正如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只是使用要素的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一样，“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North and Thomas, 1973)，因此需要进一步解释要素何以增长。同样我们也应该进一步追问，那些引起欧盟把气候变化作为首要政治战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追求气候上议题的外交荣誉以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才是这些领导机构制定积极气候战略的主要动因。

（三）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Premise 3：Mitigation Benefit-Cost Analysis)

从减排的成本与收益比较来分析气候战略的决定是一种基于利益进行分析的常见路径。国际政治学者斯普林兹（Detlef Sprinz）和瓦阿托兰塔(Tapani Vaahtoranta)最早试图通过对环境损害（或称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成本这两个变量的比较来解释一国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态度和行动。其中，他们根据这两个变量高低的不同组合，对一国参与环境合作态度做了分类，分别是：“旁观者”(Bystanders)、“推动者”(pushers)、“拖后腿者”(Draggers)和“居中者”(Intermediates)( Sprinz and Vaahtoranta, 1994)。根据这一解释的逻辑，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文中所采取的积极姿态应该对应的是较高的生态脆弱性以及较低的减排成本的情况。因此有学者认为，欧盟和美国“两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成本的认知与评估不同”，是导致欧盟承担领导角色的重要原因之一(Bo, 2008)。

与美国和俄罗斯等相比，欧洲受到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并由其导致的后果确实会更严重。相关研究显示，欧洲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如果未来的气温升高2.5℃，估计欧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2.83%。这仅次于印度（4.93%）和非洲（3.91%），高于美国（0.45%）、日本(0.50%)、中国(0.22%)和俄罗斯(-0.65%)等(Nordhaus and Boyer, 2000)。另外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的预测，欧洲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因气候变化遭受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会对欧洲的许多经济部门带来挑战。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如果国际社会不进一步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1世纪欧盟的平均气温有可能进一步上升4°C -7°C (IPCC, 2007)。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主要影响的还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富裕的发达国家所受影响普遍较弱(Mendelsohn, Dinar and Williams, 2006)。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欧洲的减排成本并不低。欧盟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减排成本显然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基于多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欧盟国家的边际减排成本虽然低于日本，但是要明显高于美国。根据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测算，为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2010年各主要附件I国家的边际减排成本（美元/吨CO2）如果以1990年美元不变价来计算，它们分别是：日本为53-137美元；欧盟是43-111美元；美国是36-72美元(IPCC, 2001)。另根据维吉耶等人(Viguier, et al., 2003)研究，如果要在2010年实现减排20%的目标，美国的边际减排成本为140美元，而欧盟和日本将分别为160和200美元(Viguier, Babiker and Reilly, 2003)。当然，在欧盟的成员内部，国家之间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的缺陷是明显的。这种观点只是假设各国将自身生态的脆弱性与减排成本之间进行了比较，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气候变化对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的影响分析。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其影响是全球性和长期性的。仅从狭隘的国内环境损害来考虑可能并不符合全球环境相互依存的现实。从上述对欧盟减排行为分析来看，对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还很难以判断欧盟应该对应积极或者消极的立场。在这一点上，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经说过：“就许多集体产品而言，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精确地确认出谁将从这些集体产品中受益或受多少益，因此我们所能实现的就是使每个人都感到，从整体上说，集体产品为他提供的服务至少在价值上等同于对他提出的付款要求。”这意味着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大可能只是基于个体对各自的直接成本与收益的判断。更何况，气候变化相比于其他全球性问题，在治理的成本与收益之比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更加严重，因此对其权衡比较非常困难。总的来看，这种根据简单的成本-收益进行解释的方法是基于局部经验的事后总结，用于解释和预测各国参与气候合作立场的理由并不充分。

三 一个理解欧盟积极气候战略原因的综合框架

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看来，恐惧、荣誉和利益是理解一国行为的三个关键动机。在分析欧盟的气候战略时，我们也完全没有理由不遵循同样的路径。仅从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来理解欧盟的气候战略无疑都是肤浅的。目前的文献大多从道德规范、欧盟机构追求荣誉以及利益等动机来解释欧盟的行为，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也缺乏完整合理的解释框架。本文试图在前述文献的基础上，综合恐惧、荣誉和利益三个因素来分析欧盟为何要采取积极气候战略。

（一）恐惧、荣誉和利益(Fear, Honor and Self-interest)

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灾难性影响的恐惧无疑是驱动人类社会积极应对的基本动因之一。美国之所以在1988年兴起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热潮，主要原因是当年夏天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热浪与干旱，这一事件推动了美国把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国际谈判的议程(Bodansky, 2001)。欧盟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更加脆弱，体现出更强的厌恶风险的偏好。这种情绪为后来欧盟达成气候政治的共识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除了对潜在气候灾难的恐惧外，对化石能源供应链断裂的恐惧也是不少国家积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这对于欧盟而言显得尤其重要。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迫使欧盟走上了节能减排的道路。与之对照的是，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却继续依靠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优势而延续着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美欧政策的“大分岔”促使欧盟在石油危机之后形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先动优势。

在荣誉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欧盟成立这一事件本身就极大地推动了气候变化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地位提升。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演进与其一体化进程紧密联系。气候变化问题的整体性特征也有利于推动区域的团结。于是，欧盟相关组织把气候变化议题当做取得欧盟一体化进程政绩的关键领域。在参与气候变化合作的历史过程中，欧盟相关机构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1987年《单一欧洲法案》签署之后，欧盟委员会把气候变化议题当作欧盟作为单一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魅力的机遇。最终，气候问题上的外交成果以及内部政策，已经成为欧盟一体化成果中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

当然，欧盟对于气候议题上荣耀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引领全球的环境规范方面，也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方面。二者共同推动政治和经济精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行动达成共识。

仅有恐惧和荣誉这两个变量显然并不足以解释欧盟积极的气候战略，利益因素恐怕更为重要。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个人的行为可能是因为道德驱动，但一个组织或社会的行动却绝不能用道德来解释。通过将个人的道德行为与社会群体的道德行为作了不同的划分，他认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既有自私的方面，又有无私的方面；社会群体的道德行为却仅有自私倾向。尼布尔引用了乔治·华盛顿的一句名言：“只有在符合其自身利益时，民族才是可以信赖的”(Niebuhr, 1932/1998)。

（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涉及的利益

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是当今世界经济的能源基础，而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产生全球范围长时期的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因素使得气候变化具有与其他环境问题截然不同的特性，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的、累积性的、长期性的和不确定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能源基础的根本性改变，改变当前主导的能源设施必然涉及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军事建设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增长、经济的发展阶段、能源消费的增长趋势无疑都是影响减排成本的重要因素。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仅从绝对利益来看待气候战略的制定显然是不够的。相对利益（而非绝对利益）才是影响气候战略的关键要素。从理论上说，控制气候变化是一种“加总型公共物品”，这种属性意味着公共物品提供的结果将取决于所有国家的减排努力之和。这说明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不是“囚徒困境”的博弈，而是协调博弈（“捕鹿”博弈或者“智猪”博弈）。各国都以别国采取减排行动作为自己采取减排行动的前提，只有在各国都采取行动时，才能达到最优。因此，气候战略的制定与形成一定要从国际互动关系来入手分析和理解。

这一点从《京都议定书》中关于减排任务的安排中可明确看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要承担减排8%的义务，美国减排7%，日本和加拿大减排6%。这并不是基于减排效率的经济学计算，而是基于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结果。各国承担的减排量比例非常接近，正是出于使各国减排努力协调一致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些国家的承诺方式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但这种分担方式在实践中却是非常有效的，欧盟国家内部的责任分担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背景所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而资本流动便利化也使得产业转移趋势加强，这意味着竞争力问题和国内就业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各国在制定气候政策时须更多地考虑世界经济因素。例如，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美国担心减排会影响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发展新能源产业和创造就业岗位是美国和欧盟提出制定气候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因此，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理解气候变化所涉及的复杂利益，这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动力。

要打破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协调博弈的僵局，其关键是相对优势国能率先做出让步。这相当于“智猪博弈”中的“大猪”率先行动，并承担更多成本。在其内部，产业界与倡导环境规范的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党）结盟，希望获得贸易利益；政府希望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吸引选民的支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考虑将欧盟内部的各种政治精英团结在一起。这些因素都与国际贸易有直接关系并推动了国内气候政策的出台。由于气候变化本身以及减排行动的全球性，产业界又有需要推动发展相关的国际制度，以稳定投资预期和保障长期的竞争优势以及利益。这种利益需要与欧盟对外交荣誉的追求也是内在一致的。于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行动密切联系，形成了支持欧盟积极气候战略的长期稳定的驱动力。

四 从国际贸易看欧盟气候战略的历史与逻辑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迫使欧洲转向节能低碳的发展模式，对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担忧构成了欧盟后来走上低碳转型道路的初始条件。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欧盟迫切希望在气候议题上取得进展，而较早发展起来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自然就成为了欧盟发展经济和吸纳就业的优先选择，这同时也与欧盟较为先进的环境规范相结合。于是，恐惧、荣誉和利益等动机融汇在这一逻辑链条的各个环节当中。

（一）欧盟在降低化石能源进口方面的相对优势

从历史上看，率先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推动西欧在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形成了今天南北收入差距的基本格局，这同时也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也许与过早大规模开发化石能源有关，西欧也较早陷入了高度依赖进口化石能源的境地。1973年以及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根据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西欧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500年的17.9%上升到1870年的33.6%；之后由于北美的兴起，到了1950年降为26.3%；在1970年为25.7%，但是到了1998年仅为20.6%。这两次石油危机结束了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平均增长率为4.8%的黄金时期。在1973-1998年，西欧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2.1%，人口增长率从0.7%下降到0.3%，劳动生产率增速从4.8%降到2.3%，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个阶段是西欧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下降的阶段( Mddison, 2009)。

欧盟作为较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发达经济体，一直都高度依赖化石能源。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欧美的经济都陷于高通胀、高失业的经济危机。但是，与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能源供应的方式不同，石油危机迫使西欧走上了减少能源进口依存度、节约使用化石能源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的道路。例如，欧共体理事会在1974年通过了《关于1985年共同体能源政策目标的决议》以落实这些目标的行动方案。该决议提出，到1985年，共同体的进口能源依存度由63%降低到50%，如有可能则降低到40% (Feng, 2010)。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欧盟的低碳竞争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这种优势甚至呈扩大趋势（参见表1）。在1990年，同是使用相当于每一吨标准油的能源，欧盟仅排放2.36吨二氧化碳，美国和日本则分别排放2.53吨和2.38吨二氧化碳。到了2005年，欧盟15国的对应指标则降低为2.11吨，下降了0.25吨，美国和日本的对应指标分别下降了0.04和0.08吨。在1990年，为了生产1000美元的GDP，在欧盟15国，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0.36吨二氧化碳，远低于美国（0.61吨）、也低于日本（0.33吨）。到2005年，欧盟15国的对应指标降到了0.28吨，也低于日本的对应指标（0.31吨）。

从能源结构上看, 欧盟主要国家清洁能源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大（见表2）。例如法国, 几乎没有碳排放的水能和核能占其商业能耗总量的50%。德国煤炭的比例较大，但也只有23.6%。而美国、中国和印度等碳排放大国, 化石能源占其商业能耗总量的近90% 左右。特别是在美国，煤炭在其历史上曾占其能源总量的约35%。如果采取减少二氧化碳的减排政策，煤炭业将会首当其冲地收到影响。有研究显示，如果对每吨碳征税30美元，煤炭价格将上升78%，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则只提高19% (Breton, 1994)。因此，相对低碳化的能源供应结构是欧洲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重要比较优势。气候变化议题的兴起为欧盟约束甚至打击煤炭资源丰裕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然随着能源供给形势日趋紧张，欧盟也不得不通过积极的气候政策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根据英国石油(BP)公司2010年的世界能源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欧盟石油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0.5%，天然气储量占1.3%，煤炭也仅占3.6%。按照现有的采储比，这三种化石能源分别还能使用8.2年、14.1年和55年(BP, 2010)。这种情况要劣于美国甚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虽然这些国家总体情况也都不乐观。在美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按目前采储比率来分析，它们分别还能使用10.8年、11.7年和245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上述三种化石能源总体上分别还能使用13.5年、14.4年和174年(BP, 2010)。

欧盟对外能源依存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40%增长到目前的50%（表3）。根据欧盟有关政策文件，预计到2030年欧盟对外能源依赖将上升到65%，其中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从目前的57%增长到84%，石油从82%上升到9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积极的气候政策能够获得相关产业界的支持。起初，处于能源安全的考虑推动，政府采取补贴的方式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后来这些产业的发展又成为了支持气候政策的利益集团。这股力量和环保主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积极推进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实施国内规制，进而国际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欧洲较早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拓展是一项应对石油危机背景下的战略举措。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成本一般相对较高，但在传统能源价格较高的情况下，也具有其竞争力。如果传统能源价格低迷，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需要政府的补贴方能维持。如果石油价格波动不定，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会需要政府稳定的政策支持，以帮助其克服运营风险。由于传统化石能源供应危机往往是暂时的、不确定的，所以政府出于稳定能源供应目的而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也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常规能源价格下跌使得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多次受到沉重打击。例如在1991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含水电）商业化水平还不到一次能源需求的2%，但在气候变化问题出现之后，因为气候风险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可再生能源行业从才获得了政府长期稳定的支持，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问题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欧盟决策者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强大的政治支持，否则就会因为费用问题而被搁置(Zhou Hong. 2005)。

欧盟的可再生能源，主要以生物质及废弃物利用和水电为主。其中，水电的发展潜力有限，装机容量基本上保持稳定。风电和生物质发电的装机容量则明显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风电自1996年以来异军突起，装机容量增加很快（参见图4）。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盟一些国家在鼓励风电发展方面实施了强有力的扶持政策。

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如图5所示，11个欧盟国家都对风能发电都进行了较高的补贴，而且都高于美国的补贴水平（尽管它们都低于日本的补贴额）。这种补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欧洲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政策。欧盟在1997年颁布了《未来能源：可再生能源——共同体战略与行动计划》白皮书，其中提出要把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6%提高到2010年的12%，到2050年在能源供应结构中达到50%(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欧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优势突出体现在风能产业。从2000年的世界风电设备市场来看，丹麦、西班牙和德国等三个国家的出口商占了3/4以上的份额(Brandt, and Gert Tinggaard Svendsen, 2004)。数据显示，风能设备的全球前十大主要出口商历史上曾一直较为稳定，在2004年占当年世界市场份额的96.4%。其中前五大出口商中有四个是在欧盟国家，按市场份额排序分别是：丹麦的Vestas (34%)，西班牙的Gamesa（17%）、德国的Enercon（15%）、美国的通用电气风能公司（GE wind）占11%；以及欧洲合资公司西门子占比6%。这四家欧盟风能设备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合计高达72%(Cameron, 2005)。

欧盟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优势也体现在其拥有的相关专利数量。据OECD的统计，在2005年，欧盟拥有最多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专利，占全球份额的36.7%；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分别占20.2和19.8%；再次是新兴经济体（BRIICS，金砖国家+印度尼西亚）占6.5%。在核能技术方面，欧盟的优势也非常突出，占相关专利总数的34.8%；美国和日本分别占27.2%和22.7%；BRIICS六国仅占4.3%( OECD, 2008)。相比之下，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在信息通讯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方面的专利数量都排在美国、日本，甚至中国之后(OECD, 2008)。显然，在欧洲整体技术竞争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低碳技术是其非常突出的优势领域。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全球合作显然有利于实现欧盟的利益。

总体来看，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姿态，与自石油危机以来欧洲国家一直致力于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密切相关。初始条件往往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重要因素。欧盟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优势，使其有动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推动国际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有利于欧盟实现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出口优势之战略。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初曾强调各国应该以本土减排为主，且强烈反对“灵活机制”，特别是国际排放贸易。主要原因是这一制度的发展方向不利于实现欧盟的潜在出口利益（如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优势）。欧盟认为，只有在各国通过节能和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而不是通过“灵活机制”购买海外的减排信用额，这样才有利于欧盟出口相关技术和设备。

（三）欧盟一般商品对外贸易的低碳优势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为提升，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特别重要的是，南北贸易的非对称性依赖使得欧盟作为巨大的市场，有能力通过贸易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与行动。目前碳关税虽然还没有付诸实践，但是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其“结构型领导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通过贸易产品中的内涵能源可以说明南北贸易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因为碳关税主要是根据进口商品中的“内涵排放”进行征收，而内涵排放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所导致的排放的总和。多年来，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内涵碳排放的净进口方，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处于净出口的地位(Nakano, et al., 2009)。

其中，欧盟的优势地位尤其明显。有研究显示，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不同，欧盟在所有主要的贸易伙伴关系中都处于内涵排放进口大于出口的地位。比如在2001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导致的排放是1.55亿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7%，也相当于欧盟排放量的3.7%。而与此同时，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仅产生1600万吨二氧化碳（见图6）。而且趋势表明，欧盟的出口越来越低碳化，能源密集型产品更多依赖海外进口。这应该也是欧盟国家数十年来积极发展低碳节能技术的自然结果，也是推动欧盟积极气候政策的重要基础。可以看出，欧盟在未来低碳规制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能力通过贸易手段来影响其他经济体的排放。在一个实施低碳规制的世界经济中，欧盟占有明显的优势。

五 结论

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涉及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乃至涉及人类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反思。与其他全球环境问题不同，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策略对世界经济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发达国家不仅在历史上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还因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而使其在气候议题上占据绝对的市场、制度和话语优势。对在全球气候政治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欧盟气候战略的认识有利于我们预测国际气候制度发展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比如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认为，在世界即将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的过程中，欧盟占据了最佳地位（EurActiv, 2010）。

本文认为，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所特有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来认识各国参与气候合作的动因。修昔底德所强调的恐惧、荣誉和利益无疑是理解各国气候战略的重要因素。

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地位，是其在气候变化事务中发挥领导角色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欧盟对海外能源进口的依赖性关系就进行了较早调整，从而使得欧洲在非化石能源方面获得了优势，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积极推行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符合欧盟在政治上削弱国际竞争对手，在经济上获得能源安全以及竞争优势的战略目的。本文认为，推动全球碳排放规制，对于欧盟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地缘政治优势方面存在重要意义，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降低自身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安全；其二，促进其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产品、服务及技术的出口；其三，削弱中东和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的国际影响力；其四，约束中国和美国等消耗高碳能源较多的竞争对手。

欧盟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必然的，目前也正在面临挑战。从近些年的国际气候谈判过程来看，尽管欧盟在碳交易市场和外交人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欧盟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地位却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新体现出了对气候谈判主导权的兴趣。此外，新兴经济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积极行动，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在新能源产业上增加的大幅投资，都使欧盟的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欧盟在航空业部门所实施的在排放贸易制度问题上所体现的单边主义，也遭到了多数国家的强烈抵制。这些不禁让人担心，欧盟在气候议题上发挥领导力的空间是否将会更为狭窄，也更加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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